证实金他们的正确和远见,也正在一点点印证我的浅薄和无知。
    如果我要为自己开脱倒也简单,所有的罪过都可以推到那个时代和那几个人身上。
    可那个时代和那些人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什么样的民族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就像什么样的土质结什么样的瓜果一样!民族的悲剧不能光由几个人来承担,文化大革命正好最大限度的暴露了我们民族遗传基因的缺陷:我们这个民族太中庸,缺乏鲜明的个性;我们太依附,缺乏独立的人格;我们太盲从,缺乏批判精神;我们太怯弱,正好被人利用和各个击破。
    不幸我正是其中一员,更不幸的是我们老是习惯去找替罪羊而不是着力去改造土壤,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没准文化大革命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反思之二是任何思想,理论都不能只运用它的只言片语,都要全面,历史,辨证去看。
无论是对凰还是对金我都发现了自己性格中的偏激,它们是怎么来的?除了天性中带一部分外,还有就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书本的影响。比如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只记住了这些零碎,却没有弄清鲁迅为什么会这样?没有弄清鲁迅的思想精髓是什么?更忘记了历史、背景已是完全的不一样,正如一首歌这样唱:“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道河。”
   “那后来又怎么样?你和金又见过面吗?”西怕我扯远了,迫不及待地问。
   “见过,但次数都不多了,只有两次印像特别深刻。”
    有一次是他去机场工地医务室找我,那是我们在汽车站“狭路相逢”之后第一次见面,当时我正在给人打针,猛一抬头,只见他站在跟前,一支安瓿不知不觉就在手中捏碎了。
    还有就是金结婚那次,非常富有戏剧性,也只有他才能干得出来。金出狱不久就结婚了,娶的是他一个朋友的妹妹。那女孩子就是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的妻子那种类型,她可以为丈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并在金被关押两年中,她已经为金这样做过了。
    金的婚礼提前邀请了我,我本打定主意不去的,临到当天,金的特使又专程来请,我不得不去了。
    我去得晚,本想等客人少一点才露面,但哪知会议室里仍有不少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之间发生过的故事,每个人都睁大眼睛准备着看一出好戏。
    我欲退不能,只有硬着头皮往前。
    金径直向我走来,说:“你到底来了。”
    安排我坐下后,他径直去打开立柜,从里边端出一盘当时非常罕见的大白兔奶糖来,他棒着盘子走到我跟前旁若无人、充满情意地对我说:“知道你爱吃这种糖,这是专门从上海给你带的。”
接着他又从立柜里端出一盘又大又红的国光苹果,挑选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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