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记恨父亲的。
    到了有资格和母亲交谈的年龄,我对父亲的看法有了改观。
    提起青年时代的父亲,母亲的脸上居然有几分少女的骄傲和兴奋。二十出头的父亲,就已经是管理十几万人口的区委书记。父亲念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父亲博闻强记,每次开会都不记录,会议精神却能一字不落地传达下去;父亲胆略超群,曾只身上山游说土匪归顺------看过青年时代父亲的照片,说不上英俊,但绝对的雄姿勃发。从母亲身上也许能证明青年时代的父亲是出类拨萃的。十七岁的母亲那时是一乡之长,而且出落得美丽动人,粗黑的麻花辫,妩媚而坚定的丹凤眼,让不少青年才俊为之倾倒。但母亲最终嫁给了已有一双儿女的父亲。虽说是组织介绍,但如果没有看上父亲,我相信,烈性的母亲是绝不会顺从的。
父亲生性耿直,这决定了他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大炼钢铁的年代,父亲因大胆直言,在“白水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判了死刑。已是副区长兼区妇联主任的母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正在省委党校学习。因不愿和父亲划清界限,母亲坐了四个月监牢后,被发配到三线劳动改造,在深山老林里拖木头。那时,大哥跟着小脚的外婆在乡下,二姐和三哥成了无人照看的孤儿。三哥生得玉肌朱颜,生辰里有三个”五”,据说是极富贵的命。一位从部队回来的女干部疼惜三哥,把他抱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女干部就被扣上了同情敌特的帽子,因受不了游街示众之辱,跳河自尽。可怜的二姐和三哥没撑几日,相继饿死、病死。后来,母亲有时还会忆起“三五牌”的三哥,眼里还会有泪。但父亲看上去很平静,因为,父亲心中淤积的悲痛远不是沟壑纵横的皱纹能盛放得下的。
    在父亲被执行的前夕,地区领导班子联名送到中央的信有了回复,父亲侥幸捡得一命。
    被抄的家当追不回来了,除了两块瑞士手表和父亲的一件貂皮大衣。那件大衣是被一位老红军买下来保管着。因为,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老红军相信总有一天会完璧归赵。父亲被专政期间的工资没有补发,相关的黑材料也仍留在档案里,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再次倒腾出来……
    尽管这样,刚在阎王殿遛了一遭的父亲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仍像以前一样地不着家,一样地把每个月工资的一部分资助他人——其中有些是曾批斗过他的人。父亲把自己折腾成一个肝、肺、胃都不健康的病人,而他却从来不把自己当病人。这些病,在父亲晚年时要了他的命。
    我理解了为什么父母时常互称“同志”,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家里简单粗暴,也对父亲多了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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