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敌特的帽子,因受不了游街示众之辱,跳河自尽。可怜的二姐和三哥没撑几日,相继饿死、病死。后来,母亲有时还会忆起“三五牌”的三哥,眼里还会有泪。但父亲看上去很平静,因为,父亲心中淤积的悲痛远不是沟壑纵横的皱纹能盛放得下的。
    在父亲被执行的前夕,地区领导班子联名送到中央的信有了回复,父亲侥幸捡得一命。
    被抄的家当追不回来了,除了两块瑞士手表和父亲的一件貂皮大衣。那件大衣是被一位老红军买下来保管着。因为,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老红军相信总有一天会完璧归赵。父亲被专政期间的工资没有补发,相关的黑材料也仍留在档案里,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再次倒腾出来……
    尽管这样,刚在阎王殿遛了一遭的父亲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仍像以前一样地不着家,一样地把每个月工资的一部分资助他人——其中有些是曾批斗过他的人。父亲把自己折腾成一个肝、肺、胃都不健康的病人,而他却从来不把自己当病人。这些病,在父亲晚年时要了他的命。
    我理解了为什么父母时常互称“同志”,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在家里简单粗暴,也对父亲多了份敬意,但还是无法和父亲亲近。作为一名共产党干部,无疑,父亲是合格的;但作为一位父亲,他又的确是不称职的——商校毕业分配在中石化实验室工作的姐姐因工作环境不适,头发大把脱落,医生数次建议姐姐调离实验室。时任中石化党委书记的父亲为了避嫌,一直不愿过问姐姐的事。为此,母亲没少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对他的组织是无条件地忠诚:平反后补发的工资,他一分不剩地交了党费;春节年夜饭桌上,已参加工作的大哥对一些社会现象略有微辞,他居然一把掀翻了桌子……
    然而,就是看似亲情淡薄的父亲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促成了我正确的选择,尽管,父亲自己至死都不知道。
    那是我高考前几个月的事了。
    那时的我沉溺在朦胧于两小无猜的恋情不能自拔,原本优异的成绩一落千丈,尤其是英语。父亲没有责骂我,只是常常看似不经意地在我面前聊起谁家的孩子上了大学、其父母在人前如何荣耀之类的话……那段时间,学校没有英语书写本,老师让家长想办法解决。我央求父亲让他单位的打字员替我打印一本,父亲拒绝了。
    昏暗的白炽灯在墙上勾勒出父亲有些弯曲的身影。已略显老态的父亲几乎是趴在桌上,一道一道地画着英语书写格,一副老花眼镜虚挂在他的鼻尖,做着随时准备滑落的样子。屋里很静,只有父亲用力在纸上划动时发出的“滋滋”声。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父亲把画好的书写本交给我,然后,目不转睛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