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者为何要与文化为敌
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京师重建贡院记》）
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的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阶级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不是个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里陡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就是文化专制。
本书在前面说过，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加之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18条规章，严厉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有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煞是厉害。
万历七年正月，有诏下，令毁天下书院。当年，共毁天下书院64处。
这当然是钳制言路，引起了许多士人不满，而且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富于乌托邦色彩。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的先齐家、后治国原理。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它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智逐严嵩，就是听从了他的密计，人谓“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翻天覆地手啊。
张居正禁讲学后，何心隐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