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狂狷”。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处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他:“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么?”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知道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有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明儒学案》)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越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几万数,无一人识公者,然无不知公之为冤也”。他高度赞美何心隐“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盖矣”。还说,大众虽然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焚书》)。因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贽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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