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