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为秦的前车之鉴。阿房宫中的无数美人，乃是六国的“妃嫔”；阿房宫中的无数珍宝，又是六国“取掠其人”的长期积累。六国一旦灭亡，则美人“辇来于秦”，珍宝“输来其间”；那么，秦一旦蹈六国的覆辙，又将怎样呢？秦不以六国为鉴，终于自食其果；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又走秦的老路，难道会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吗？写到这里，真可谓“笔所未到气已吞”！接下去，还不肯正面说破，却以无限感慨揭示出六国与秦灭亡的原因：“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既指出六国与秦的所以亡，又指出倘能“各爱其人”，就不会亡。这才将笔锋转向“后人”──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行文至此，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成功地表现了他的创作意图。结句更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
结尾的一段议论也是有所借鉴的。《汉书》卷七十五载京房对汉元帝说：“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周幽王、周厉王）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通鉴·唐纪·贞观十一年》所载马周的议论也与此相类似：“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
不难看出，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是和京房、马周的议论一脉相承的。后人只“笑”前人、“哀”前人，却不肯引以为鉴，硬是要蹈前人的覆辙，就只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复“笑”后人，这的确是可悲的。
创作背景
《阿房宫赋》写于公元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杜牧二十三岁。杜牧所处的时代，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他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事实恰恰和他的愿望相反。唐穆宗李恒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唐敬宗李湛，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又“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并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通鉴》卷二四三）。对于这一切，杜牧是愤慨而又痛心的。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明白地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阿房宫赋》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秦始皇和陈后主、隋炀帝等亡国之君，而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写作特点
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