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老阎打了电话来,他说:我想了一宿,现在心平气和了。你在海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点儿,那个老黑我也了解。我就是问你,为啥要离开公司?我说:说来话长,就是不愿经商了,想搞文化。老阎说:那也不该冒冒失失就来呀!我叹了口气:我不算冒失,该问的都问了,俩朋友都拍了胸脯。老白把杂志也给我寄来了,草签的合同也传过来了,都不是假的。老黑那儿,即使不能租带钢琴的房,在方庄随便租个地方还不是难事吧,就算租个平房也行啊。我怎么判断这两个信息是完全没影儿的事呢?哥们儿一场,他们何必成心坑我?老阎说:你就是书生气。别说朋友,爹妈都能骗,你还信朋友?他有钱送给小蜜,还能惦记着你?——我可除外啊!我笑笑说:算了,吃亏长见识吧。老阎说:他俩在北京混,就凭一张嘴,今天去总参,明天去国务院的,北京他妈的这套号人多了。我要是你,打死我也不来。我说:唉,下回吧。老阎就说:我知道你是不愿白拿我的,这么着吧,我能够治得了那老黑,你等着吧,我要让他给你跪下,请你去住宾馆。我说:你也来这儿满嘴跑火车?老阎说:三天,不出三天。你等着吧。
  老阎不是个深刻的人,他的直觉在这个毫无信义的商业社会里却很有效。“打死我也不来!”我缺的,就是这种透彻。至于他的承诺,我并没有在意,路是自己走的,埋怨他人没有用。我落到这种边缘地位,就是上帝对我的天真所做的惩罚。我决不会借助老阎的力量离开这里,我忽然有一种近乎自虐的倔强,要把这种绝望体会到底,以便让自己终生记住一个教训:信任他人,就等于自杀。
  晚上,在水房遇到了露露。露露笑着说:老师,你改的那信真好啊,假话都变成真话了!我苦笑道:你这是在骂我。露露说:哪儿啊。老爸老妈都指着我呢,不撒谎不行啊。唉,你说这农村,刨地三尺咋就刨不出个饭钱来?老爸就是个白内障,千把块钱的事,没我,他后半辈子就得当瞎子。我说:你少花点儿,多寄点儿,老爹不容易。露露便收敛了笑容说:我爸最疼我了。他要知道我干这个,准气死。可是不干这咋办?哪儿也没有慈善堂啊。她略顿一顿,问我:您也最疼您的姑娘了吧?我迟疑一下说:是啊,疼,心疼啊。露露突然怀疑地说:那不是你姑娘吧?是您的。。。小蜜?我哑然失笑:我老头子了,什么小蜜?我是宁可饿死,也愿意我女儿过上好日子。露露说:我想也是,哪儿找你那么好的人去?我去您屋里那天,要是搁了别的男人,大爪子早就上来了,摸摸搜搜的。您可倒好,老和尚一个。我板着脸说:露露,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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