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代价
邢增仪
不知为何要编这本书，叫《文化大革命中名人之死》，不知为何我又偏买了来，买了又不忍翻一页，哪知一位初中生便认真做了第一位读者。
读毕，这位孩子百思不解问她妈妈：“为什么傅雷、容国团、老舍要自杀？你不是常说什么事挺一挺就过去了吗？为什么没有人去保护彭德怀、贺龙？造反派为什么那么凶？”
我的朋友——这位孩子的妈妈对我说，对女儿的所有问题她都无言以答。她说对现在的孩子讲文化大革命就象对从未经历过冬天的人讲严寒一样，任何语言都苍白而无用，再说我那朋友所经历的太残酷，她也再不愿去碰那道深深的伤痕了。
我朋友她父亲当年曾是我们那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一位公正、无私、耿直的南下干部，为此他树敌不少，文化大革命当他成为当地第一号走资派时，他遭受的打击更加严酷。
那时我朋友不过十一、二岁，可因她是老大，她便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她说天天批斗她父亲那会，她哭都没权利哭，因为她得跟着汽车跑，看父亲被拉到哪了，她得去送水、送饭。她还说她连害怕的权利也没有，因为她要带弟妹，她要去拾菜叶，她要捡煤渣，她要撑着全家人活下去……
我朋友这些话说得非常平和，一点激烈都没有。但，但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深刻体会到这些话里令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我突然想到一位老人，就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的极有价值的生命一瞬间毁灭在一群无辜但又是有罪的女孩子手里。我一直想忘掉这件事，但我却无论如何做不到，反而有关这件事的细节常常那么鲜活地跳出来。于是我常想：其它的有关当事人呢？他们会不会也和我一样也永远摆不脱这件事的阴影？上帝是不是永远在惩罚我们？
那时我们还都是一所卫生学校的中专生，我们班四十个人全是女孩子、十六、七岁的姑娘、如花似玉的少女、梦幻、粉红的花季，但革命却无情地粉碎了我们的天真和娇艳，过早地把我们变成了狮子和狼。
那是公元1967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那原本已由玫瑰红褪变为黑灰色的梦被一阵悸人的集合钟声震醒。原来那天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总反攻的日子。红卫兵司令告诉我们，任务已分配到每个战斗团，结束战役的时间是中午12点，届时以地区最高建筑——文峰塔的炸掉为信号；然后是开始检阅胜利成果的大游行。
我们战斗团，不，准确说是我们班，更准确说是我们班20几个根正苗红的红卫兵（我们出生不好的全是陪衬）领受的任务是抄一位老中医的家，据说那人是国民党特务，家有电台、武器。而那老人在那一带很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