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世界》之《苦涩》第10节 良缘苦涩·爆竹除晦

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我们社被军阀掘地三尺，我被打了木笼囚车游街，后来得到了营救。”
至砺双手托腮，聚精会神地听，忙问：“那后来呢？”
   “1935年我再次蹲国民党监狱，日本人兴灾乐祸说周某人被击毙。哈，哈，我还是活了过来。不过要不是 1936年西安兵谏和以后的卢沟桥事变，出现全国抗日局面，我还出不来，说不定真的死在国民党牢狱呢。”
    至砺又发问道：“那解放后，为啥打倒您呢？”
    老人摇摇头说：“我说滑稽，就在这里。北洋军阀说我是共产党，日本人说我是共产党，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解放后嘛，共产党又说我是国民党！这要从1931年‘9·18’事变说起，当时我在天津当教授，如果不爱国，我早就跑到美国去了。当时王锡礼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通过沈从文先生和我联系，想跟我对调，邀请我去美国讲授中国文学。国难当头哇！”说到这里，老人显然有些激动，“国难当头哇，我去美国于救国何益之有？我不想离开水深火热的祖国。胡愈之先生在上海主编《东方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梦想的中国》。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要抗日救国应当从农村做起。那时像陶行知、宴阳初、梁淑冥，这些知名学者、教授，都致力于乡村建设。”
    对于陶行知，听到的较多，解放后是充分肯定的，定位在爱国的教育家；对于宴阳初这个名字，至砺很陌生；而梁淑冥，他只知道这人是国民党不喜欢，共产党也不得意的学者，好像在1938年他就访问过过延安，和毛泽东主席有过彻夜长谈，解放后好像“顶”得很凶。
    岳父没有理会他的这些微妙思想活动，只管自己滔滔不绝讲下去：
   “我谢绝了美国的邀请，放下准备好了的讲学稿，到农村去实践农村建设。先从教育和经济改革下手。我找了国民党当局，要求给我一定支持。由于我的改革触犯了官僚地主和土豪劣绅利益，他们先是雇佣杀手暗杀我，没有成功；又和国民党政府串通起来，把我投入监狱。
   “解放后，是潘汉年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特地来看我，邀请我出来工作。经过多年动荡，社会稳定了，我只想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至砺，这几本书——苏联小说《收获》、《尼索》、《库页岛的早晨》、《列宁，永远不落的太阳》，都是我在这个阶段翻译的，你应该读过吧？”
   “读过，特别是《库页岛的早晨》，在我们大学生中影响很大。不过，没注意是您翻译的。”
   “后来，我出了问题，想去找潘汉年同志反映情况，三十年代他也是在文坛上很活跃的，文章写得不错。滑稽得很，不知为什么，他比我被整得还惨！我从监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