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反映情况的信写给二位邓姓元老。
很快一份三千字的材料准备好了,明德自告奋勇地说:
“张光要进中央党校,好像现在是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可能这两天张光已经到北京去了,我把信带到北京,请他想办法给送上去。”
至砺敲开刘宝庠老师家门。师生一别十五年,见面自然十分高兴。至砺说:
“我一起来考察还有一位老工程师李维,他说和你是同学,让我先问候你,明天我们还要一起到学校来收集资料。”
“李维?我们中学在沈阳就是同学,在东工时,他又从一个部队的什么单位转了过来,还是同校。他现在在哪儿?”
“他身体不太好,先钻被窝了。”
刘宝庠把一条蓝色毛线长围巾搭到脖子上,又潇洒地向后一甩,拉起杜至砺向外走:
“我跟你去看他!”
师生二人大步流星来到位于大差市口的招待所。
刘宝庠进屋夺下李维手中的酒壶,说:
“起来,穿上衣服跟我到家里去喝!”
三人回到刘家,酒菜已经备好。中国人常说的人生四大快事,今天占了两件——有朋自远方来,他乡遇故知。两位异地相逢的老同学之间,十几年未见面的师生之间,频频举杯。他们谈了许多,令杜至砺难忘的还是关于彭葆真教授的故事。
刘宝庠在讲到学校现状和各位老师境遇时自然谈到彭葆真教授。
彭葆真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战争前,已经是晓有名气的学者专家,随着日本侵华战火的蔓延,彭葆真也不断南撤,从长春撤到沈阳,从沈阳撤到天津,从天津撤到汉口,又撤到大西南。彭葆真一生嗜书如命,随着南撤,他把大量的中外珍贵建筑资料和藏书分散在各地,分别寄存在沈阳、天津、汉口等地的朋友家。一直到解放后生活稳定下来,他又从各地把这些书籍资料收回来归拢在一起。院系调整后他把这些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书籍资料无偿捐赠给学校。读书时至砺有一次进到教师资料室,也曾见到一些大厚本书的扉页上盖有“彭葆真藏书”的朱红色篆字印章。由于彭葆真教授参与过伪满州国首府西京,也就是长春的城市规划,50年代中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在1958年拔白旗时又挨了批判。彭葆真教授历来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十分执着,就拿“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一提法,几十年来他也没有放弃,你批你的,我讲我的。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押到大卡车上游街,从东大街拐弯,穿过南大街从南门出去。车开到钟楼广场时,彭葆真想到每年带领新入学学生来这里认识实习的情景,又把押解他的红卫兵当成实习的学生,激动的说:
“你们看,钟楼上的斗拱、雀替、额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