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话深深刻在至砺脑中，一辈子也抹不掉的记忆。大约20年后，他在报上读到一篇占据整版的回忆文章，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女儿，回忆她结婚时，父亲正在受“四人帮”迫害，蹲在监狱里的父亲从身上脱下毛衣，又拿出自用的半导体收音机，交给女儿当做结婚礼物。看到这篇文章，至砺脑海里又浮现出石板路边的小摊床，耳边又廻响起老人“喜欢什么，就拿去用”的声音。可能是由于老人的坦然，至砺对于结婚时岳父的窘迫家境，并没有感到酸楚和凄凉。在若干年后，读了那篇文章，再回想当年情景，心里却产生一种不平衡。一位举足轻重的革命家，在几年文革中受到迫害，一旦揭露出来，可以激起整个社会的愤慨；而像岳父这样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探索者，无端地渡过20多年凄苦岁月，又有谁知道呢？
岳父母的居所，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说是一间，并不确切——原本是一间庙堂，中间打了一堵板墙，另一半归邻居住。这半间屋，平时住着二位老人和小儿子；现在，这半间屋，又腾出来当作新房。而一家三口临时到一位朋友家借宿。
晚饭后，翁婿二人闲谈，岳父坐在小屋靠门的竹凳上，说话的语气和手势，仍不失大家风度。他指着身边一个竹制书架说：
“我现在一贫如洗，只剩下这一架书，全是我自己的作品和译著。这是1928年未名社出版的诗集，这是莽原社出版的小说。这两层全是译著，有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大部份还是苏俄文学。”说着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发黄了的书，继续说下去，“这是我的第一部译著，是俄国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小说。鲁迅先生用日文译本给我进行了校订，还亲自写了几千字的小引。当时我还是一介穷学生，最后还是先生用《呐喊》的版税给我出版的。”
至砺和明德同窗六载，又热恋一年多，但双方很少谈到各自的家庭。这时至砺竖起耳朵认真听，老人也难得遇到这样的谈话机会，谈兴颇浓：
“说起来很滑稽，现在把我打倒，我一辈子已经不知被打倒了几次。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前被打昏过去。我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满身血迹，一口气跑到先生家。先生非常气愤，听我叙述惨案过程后，让我把它写出来，披露给社会。你读过我那首诗没有？就是那次写的。”
至砺没有读过岳父的诗，老实地摇摇头。老人接着说：
“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应该读过吧？就是为这个惨案写的。先生不久就南下了。军阀杀害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先生，还绞死了共产党地下市委书记刘愈。我们的文学社里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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