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捍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作为首辅举足轻重,一举一动都是人家的榜样,所以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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