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好像讲过,到延安来的青年,有各种目的,也包括逃婚。延安是当时进步青年的一盏明灯;而今天,海南又成为许多青年向往的地方。应当说这批青年主导意识还是寻找理想的生存空间,进而体现人生自我价值。投奔延安的一代,早已成为共和国的主宰,就连他们的后代,被人们誉为“太子党”的那批人,或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或是巨商。而眼前这帮闯海南的,十年以后会得到怎么样的评价呢?
    半夜,国昌杰血管里40度的“XO”发作,吐了不少拌着食物的汤汤水水,从蓆子上翻个身,扒到瓷砖上继续睡。
    清晨,陈如坚散步回来,照例推开对门办公室房门看一看,一股酸臭的呕吐物气味扑鼻而来。他用眼扫了地下睡着的一老两少,皱皱眉,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间。
    这一整天,至砺的心情都很沉重,脑袋里总是出现小国、小俞扒在瓷砖地面上睡觉的样子。又到了晚上神侃的时间,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看,得想办法解决大家吃住问题,公司领导嘴巴上说学习西方管理经验,我看他们意识里更多的不是现代的,而是资本主义早期那套东西。我总想到德国画家门采尔速写和素描集里那些工人在乌烟瘴气的简陋作坊里劳动的场面,现在什么年代啦?他们对职工生活根本不关心。”
    “就是,我也觉得他们像上个世纪的资本家,只懂得剥削雇佣者的剩余劳动,用来创造剩余价值,原始得很。”都雅安颇有同感,想了一下又说,“能不能这样,明天我和杜工一起找邓副总,反映大家的意见,争取让公司帮助解决职工的吃住。”
    这时都雅安正在筹备海华发集团内部的财务公司,而这项工作又是在邓煦直接主持下进行的。
第二天,在邓副总办公室,都雅安开门见山说:
   “邓总,我们公司职工大多是大陆来的,住房、吃饭非常不便。现在公司已经迈出了一步,老总们能不能拿出一点精力安排一下职工生活?”
    至砺抓住邓煦注重企业形象的心理,补充道:
   “职工在外面租房居住条件太差,目前的工资水平又没条件住更好的,天气热了都住到办公室,白天每间办公室文件柜顶上放着几卷破蓆,实在有伤公司大雅。”
    邓煦说:“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不要讲现代像丰田那样的知名企业,就连半个世纪前天津的宋裴卿,在办‘东亚’毛纺织厂的时候,还很重视职工福利呢。他花了许多钱修职工住宅、图书馆,开办医院,搞球队,培训文化和技术。这个资本家观念很超前。现在什么年代啦?我和肖总通个电话商量一下,估计能有个安排。另外,你们回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准备办英语培训班,在特区不懂英语,实在就是半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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