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绅雇佣的刺客，国民党的死牢，西湖边上梧桐树下的小摊床，一代文人留下的烟斗……。
一切一切都深深牵动着至砺的感情，他无法摆脱一种内心冲动，一气呵成，半个月完成了题为《历经磨难，耕耘探索的一生》的传记体文章。夫妻俩商议后，寄给了明復。
与此同时，明德的弟弟正致力于父亲遗著的出版，很快与一个省级大出版社达成一致意见，首先出版半个世纪前周老先生翻译的《罪与罚》。
责任编辑鲁亦民是小弟弟明行的同龄人，一个下乡在浙江，一个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干过几年，两位年轻人围绕书的出版谈了许多。
明行说：“大姐姐和我都非常感激你门。父亲沉冤二十多年，加拿大有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来信讯问，父亲为什么在文坛上消声灭迹二十多年，他们很难理解中国的情况。现在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平反，你们敢于出版他的书，当然很是很有眼光。不过你们不怕犯错误吗？”
鲁亦民自信地说：“我们心中有数，我很仔细地研究过，周老先生一生精于思考，勇于探索，是属于开拓进取型的。远远胜过那些安步以当车，墨守成规，无所作为者。许多事情要历史地客观地看待。‘两个凡是’的禁区已经冲破，难道还能回到那个年代？我看是不可能的。回到文革当中，我本人就是现行反革命。”
“怎么回事？”
“在建设兵团，因为晚上很冷，不想上厕所，推开窗子站在窗台上撒了一脬尿，倒下又睡，没想到第二天出操站队时，就把我揪了出来。原来是晚上黑古隆冬没注意，一脬尿冲掉了窗外黑板上的字，里面有伟大领袖的名字。我这反革命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简直是‘一撒尿成千古恨’。许多荒唐事，几十年后讲起来，后人是无法相信的。”
明行不无担忧地问：
“你们想过没有，前此不久，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位翻译家译的《罪与罚》，印了五万册，再出父亲的《罪与罚》能销出去吗？”
鲁亦民说：“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应当像日本那样，对世界每一位大文豪都应有专门的人去研究。现实也是如此，要看莎士比亚，就是看朱生豪译本，当然梁实秋先生在台湾也译完了莎翁全集，不过现在我们读不到。而法国巴尔扎克，还是傅雷的译本权威。汝龙又专译契诃夫。周老先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半个世纪。俄国有位评论家说陀氏与列夫·托尔斯泰，是文坛上‘无比的对峙的双峰，无匹的并立的巨人’。陀氏的作品在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有很重要地位，不过他的文字晦涩，情节曲折，很难译。周老的译本，从未名、莽原、开明、到文光，出版印行了十几版，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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