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夫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伕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制,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而是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江南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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