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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寒暄了几句，都借故出去了。房间里只剩父子俩。起初环境有些尴尬，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来没叫过爹、没叫过爸爸的侯振信不知所措，拘束地站在父亲旁边，不知如何开口。还是父亲先打破了沉默：“这些年生活怎么样？”
“爹，还可以。”侯振信平生第一次叫出了“爹”。泪水慢慢地流，不知是委屈还是兴奋。父亲见状忙给侯振信擦了擦泪，并有意转移了话题。
“近来社会上都在搞四清运动，你有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
“没有。”
谈话基本属于拉家常式的。在和父亲的谈话中，父亲说，“这些年来，我对你们照顾不够，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不容易，你要听话，好好孝顺你娘。”侯振信连连说道，“我知道。”本来见了父亲应该诉诉苦，侯振信却没有提，所有的委屈都往肚里咽，也许是不想破坏和父亲之间这种难得的温情吧。
侯振信在烟台呆了一天。父亲请他和王福桐吃了一顿饭，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房间。此时，父亲已经调到了牡丹江陶瓷厂工作，第二天早上，父亲回牡丹江，便有意带他去和在大连的哥哥会面，王福桐便先回校了。在大连，侯振信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大哥。大哥于1953年和奶奶一起去了上海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考进了中专，后分配在沈阳机床二厂当技术员，厂里又派他到大连学习日语。父子三人难得相见，合了张影，这张照片侯振信一直珍藏到如今。
在大连住了一天，侯振信要回校了。临走前，父亲对他说：“我以后每月给你寄三十元钱，你好好学习。”
回到学校后的第一个月，侯振信便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三十元钱。这可不是笔小数目，相当于父亲当时四分之一的工资。侯振信不知道该怎么用这钱，他把钱又寄给了在乡下的母亲。
然而，从第二个月开始，这钱便断了。继母发现了父亲私自给前房寄钱，不乐意了，便和父亲说这钱就是要寄，也得让她寄。父亲家里的经济大权都是继母掌控着，父亲只管做甩手掌柜。可是，继母从此再没给侯振信寄过钱。
对于这些钱侯振信是并不在意的，只是，这件事敲打着他幼小的心。侯振信本来以为，父亲会念在小时侯为对他和姐姐未尽责的份上，现在会对他和姐姐多些照顾。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侯振信对父亲最后一点期许。尤其在母亲病重，正需要钱的时候，父亲却帮不上任何忙，就连给儿子寄点钱都要受继母限制。想到这些，侯振信告诉自己一定要发奋读书，早点有出息，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这年冬天，母亲病重，这让侯振信着急万分，他甚至害怕老天爷都不给他个机会让他好好照顾母亲。这年，母亲病情加重，无人照料，侯振信不放心，硬是要请假回家照顾母亲。已经分配到栖霞县柳家村教学的大姐听说这一情况后，立刻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家照顾。不想，大姐悉心照顾母亲两月，母亲病情仍不见好转。嘴角歪斜更严重，说话困难，生活无法自理，出现血崩现象。料想母亲情况不妙，大姐便带母亲去照了张照相，以备不测。
老天开眼，就在侯振信和大姐为母亲的病情提心吊胆之时，母亲的病情经手术后渐渐好转。慢慢的，嘴角歪斜减轻，口齿清晰，与之前无两样。
母亲转危为安了，大姐写信告诉在学校的侯振信这个好消息的同时，给他寄去一张母亲的照片。这张照片中，母亲嘴角严重歪斜。后来，侯振信找人将母亲倾斜的嘴角正过来。这张母亲病重拍的照片成了母亲一生中唯一的留影，侯振信至今保留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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