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好死！他逼我死，我偏不死。我还要咬着牙活呢，看看谁最后什么结果。我就这么连劝带说，最近好多了，这不，有时候也有点笑模样了。”
母亲说着又想起什么似的，掀开床单和褥子一角，翻出一摞发黄的旧报纸，伤心地说：
“其实，我心里也不舒坦。你看，这天津日报，白纸黑字呀，清清楚楚写的，你爸爸怎么好，怎么为人民服务，可为什么运动一来全变了？”
这张报，是51年的，“天津市民建会支部委员杜先生送子参军”；这一张是58年的，“杜主任带领职工大办水泥厂，烧出商业系统第一窑水泥“；这是63年的，“老当益壮，爱厂如家，住在单位，吃在单位，护厂抗洪。”
三次大抄家，像篦子篦过，筛子筛过，一贫如洗。对于金银财宝，母亲没有打埋伏，没有一句心痛的话，却珍藏了这几张发黄的旧报纸。她没有读过书，还是解放后上夜校识了几个字，可以给出门在外的儿子写封短信。时髦的革命道理她讲不出来，可是她用最朴实的做人原则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变故面前表现出临变不惊的大将风度。
天下的母亲是伟大的！
至砺不知该说些什么宽慰的话。他想到从小常听母亲讲，民国十几年家乡闹绑匪，全家“逃反”；民国二十八年大水泛滥，全家“逃荒”。解放后，母亲最知足，总讲“这回好了，过安稳日子吧”。哪怕吃糠咽菜，吃杂和面都不在乎，只求平安。可是眼前这场“史无前例”，“横扫一切”，“荡涤一切”的运动，又能往哪里逃呢？什么时候能安稳，能平安呢？
至砺又问起弟弟的情况。母亲说：
“运动刚开始，至碄他也是红卫兵。你知道他的手巧，现在他们学校一进门像堵影壁墙似的那幅大的领袖像，还是他画的呢。现在每天哇喇哇喇叫的大喇叭也是他安的。为了给公家省钱，啦叭里面有个什么电磁铁，他都是自己拿回家充磁。充一次磁，爆一次保险丝。他手巧，又是热心肠，就是这么干的。家里一出事，造反派当场就扒下他的红袖标。人家打累了，砸腻了，抢够了，天南海北串联去了。现在至碄哪也不许去，每天上学校学文件，整个晚上闷着不说一句话。在学校受多大委屈，回家也不跟我说，我真怕他闷出毛病来。”
晚上，父亲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了，先到前院造反派“滚刀肉”那里报到，请罪，再绕到后院回自己的“家”。看到儿子，苦笑了一下说：
“回来了，能住几天？”
“我是请了假的，明天晚上回东北。”
父亲穿一身干活的小帆布工作服，人又黑又瘦，显得格外苍老。
母亲准备晚饭，父子聊了起来。
“每天上班您都干什么活？”
“最初关了一段时间，逐渐运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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