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特征，任何人也不能完全摆脱，现在回头
看看，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拥军和几十年后的股票
当时我们夫妻还没有孩子，而大部分同事都有老人孩子，他们是离家
舍业地常年奔波在现场，很少有人发牢骚，任劳任怨地工作着。一生我总
是觉得中国老百姓真的太老实，太好领导了。设计基本结束后，要留下各
个专业少量的设计人员在现场参加施工，大家的家庭困难是很大的。这时
我们夫妻挺身而出，提出别人有困难我俩留下罢。一方面，确实有一种革
命激情；同时还有一种隐情，就是现场困难再大，也比回到单位参加无休
无止的政治运动好得多。为了怕领导不同意，我们大胆提出只需我们两个
人，各个专业（建筑、结构、电气、给排水、烧结等）全包了，意思是最
大限度地替领导排忧解难，丝毫不含几十年后的经济承包的含义。对于领
导来说，是很划算的买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确实在如火如荼的阶级
斗争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后来有的同事形容我俩那段时间是在文化大革
命旋涡中成了游离于运动之外的“海外天子”。
海外天子，精神压力相对小得多，速写画了不少，遇到什么画什么，
不仅厂房、高炉、焦炉，而且汽车、履带吊车、土抱杆，统统收入囊中。
但海外天子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们手握505、7012、7023、7024几个项目的设计院工作组公章，在
计划经济环境下权利可谓大矣。但每个项目相距百公里，现场问题要来回
穿梭处理，参加现场劳动，还要自觉地学习毛著，偶然也会遇到些麻烦。
记得有一次7012烧结车间甲乙双方联合组织了一个会，通知我去解释
图纸，事实上是组织各工段长和基层干部二三十人以工人阶级身份对我进
行“再教育”。我虽是臭老九，但还有一种身份——我是代表设计院，设
计院隶属冶金部，进而也就是代表部里的，用当时我们的话说，叫做“见
官大一级”。再加上年青气盛，一股谁怕谁的气势发自丹田，他们的围攻
演变成我的舌战群儒，我以路线攻路线，结果反败为胜，把他们说得哑口
无言。后来想起来觉得十分好笑。回来冷静地想，他们的意见确实也反应
出设计中的许多问题，我和妻子认真地一一解决，包括修改设计。虽然偶
有摩擦，但我们的关系相处相当好，端午节工人留棕子给我们吃，转业兵
自己做“二踢脚”炮仗送给我们放，多年后电工师傅到鞍山出差带着大白
兔糖果去看望我们。那段日子还是很值得怀念的。
还有一次，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我们驻地门前，下来一位参谋，找到
◎大吊车 （1970年）
我们的住处说，解放军某部要在武安建设一个钢铁厂，请你去帮我们选
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