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乘大货车离开机场的时候,我感觉像笼中鸟飞向天空。
  之后这救星成了我的丈夫。
  我跟着这位专业修路、修桥、打洞的丈夫修完铁路又修公路,修完公路又修桥梁,山不转水转,水不转山转的转了好多年,完完全全过着一种全部家当在大篷车上的“吉普赛”似的“世外桃园”的生活。
  平心而论那一段生活是相当宁静平顺的。虽然是漂泊,虽然是喝河水住油毛毡,虽然是一块地皮没踩干又迁往另一块地皮,但远离了甚器尘上的政治大喇叭,远离了大批判,远离了岐视和近害,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陶渊明总不能永远当下去,蓄集力量,只是为了更好地进取,出世只是为了伺机再入世,我们在时时关注着时局,窥视着时机,而那转机——全民族的转机已悄然到来。
  那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经济建设提到了重要地位,政治斗争在渐渐降温。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深知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重大意义,于是中国出现了一批现代化工厂,贵州的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就是其中一个。
  在深山老林转悠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无疑是“于无声中闻惊雷”,这个诱惑是致命的,平衡彻底打破了,我们在桥工队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向有关省级部门发出了言辞恳切的信函。那时像我们这样“毛遂自荐”的人并不太多,自然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不久我们双双调往遵义地区的赤水航运公司。又一次跳跃成功,那是一九七六年。
  写到这儿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一辈子我和水有缘,只能沿水而居,愈靠近水则愈活,相反则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赤水,只以为赤水因充分展露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而闻达天下,殊不知赤水也是一条很有气势的河,是一条可以形成商业码头的河。有码头便有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是水文化,而水文化是流通的,自由的,奔放的。前后我们在赤水生活了六七年。这几年很充实,水文化给了我们丰富的滋养,如果不是一次更大的机遇来临,我们也许会永远在赤水呆下去。七十年代末,国家发生了一连串重大变故,那变故的起因、影响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而人民感觉到的却是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出现了百废待兴、百舸争流的局面,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大梦先觉,国家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这使知识分子燃起了新的希望。
  如果说过去是在被动的逃避,巧妙的抗争中迂回驾驶自己生命之舟的话,当时终于可以体会自己把握自己命运,“扼住命运之咽喉”的痛快了。
  我们决心再来一次冲击,这回走的是“学而则仕”的道路。我丈夫首先是考进了交通部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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