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大桥》（八）

贺子文站在一起，两人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
案子翻过来后，他们找到了晏从兵。看到通报，这个爹死娘改嫁都没落泪的年轻人哭了，他“扑通”一声跪在贺子文、杨志龙面前，口呼“恩人！”长跪不起。慌得贺子文、杨志龙也连忙跪下，贺子文说：“恩人不敢当，我们虚长十来岁就当你的哥哥吧。”从此，三人称兄道弟，“桃源三结义”就是这样来的。
    那时候晏从兵才十几岁，初中还没毕业，贺子文慧眼识英雄，认定晏从兵是个好苗子，供他读完了初中，又帮他考进了省交通学校。晏从兵不负重望，在技校果然成绩突出，品学兼优，本来可以留在省城的，但他不舍故土，不忘贺、杨，去又归来，分配在怀仁交通局担任技术员。
    一直以来晏从兵都是一个人，贺子文爱人也没调来，杨志龙的爱人在乡下，于是三人就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三个人意气相极，特别是贺子文，从高处坠落，本该十分落魄，但因有了这两个手足倒亦快意，所以贺子文说：“我老贺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未为不幸也。”
    他们这个三套马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经受了新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的第一阶段，前任交通局的头头们全被打倒了，新推选的革委会班子里本没有晏从兵，但老奸巨滑、精于世故的贺子文洞察世事，料定文革还要往纵深处发展，为了三兄弟的存亡，他明白必须有一人进入核心班子，这个人非晏从兵莫属。
    那个时候贺子文的命运已经是危在旦夕，他的右派前科，加上许多现行的骇人听闻的言论，如攻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排除异己的运动”；如散布“庐山会议就是鸿门宴”；“全国人民学雷锋是史无前例的愚民政策”等，在当时判死刑都够了。加之杨志龙出身地主家庭，又因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三人的不满，可以说他们三个的命运岌岌可危，犹如坐在一个引线点燃的火药桶上。
    要扭转乾坤必须大权在握，而要握住大权只有一个人有此可能——那就是晏从兵。晏从兵三代贫农，父亲是烈士，自己是共产党员，历史上无暇可击，能力又非常强。于是在贺子文的精心运作下，晏从兵终于坐上交通局的第二把交椅，而杨志龙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居然也当上了地革委常委。
听人们演绎说，是贺子文一顿暴打把晏从兵打上革委会宝座的。晏从兵天生就倔犟，因父亲事件的影响，更是厌恶了政治，再加贺子文近十年的熏陶，晏从兵已是一派儒生风范，本决不愿进入政界的，但贺子文一场“三娘教子”不仅让他心甘情愿进了领导班子，并且干得非常出色，成了地区赫赫有名的青年领袖。
    ……
    奇怪的是，人们讲起这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