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想去东北相见的愿望没有太多热情。在烟台可以见,因为那是在路上,在家外边,在继母不知晓的地方,可是,在东北的家里,在继母的跟前,他与前房的孩子不能相见。在他和父亲的亲情之间,始终隔着继母这一层。
    然而,侯振信想见父亲的想法却愈加强烈。1971年底,他事先没有告诉父亲,带了点土特产,只身一人踏上了去东北牡丹江的路程。
    去见父亲的路上过了几天,到达东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天气很冷,街上来往的行人都戴着大皮帽。侯振信没带帽,衣衫也很单薄,身上却不觉得冷,长期的锻炼练就了他一副好身体,尤其能耐冻。别说戴帽,他冬天甚至可以不穿袜子。
    此时的父亲响应国家“干部下乡”的政策,已经去了靠近苏联的边境小县,在穆棱县马家河公社工作。侯振信找不到父亲住的地方,就先到了几年前远嫁东北牡丹江的大姐侯翠珍家,受到了大姐和大姐夫的热情接待。父亲住的地方离苏联较近,属边境地区,要有边境通行证才让乘车。侯振信思父心切,去东北时没来及办手续,无法办理通行证。于是,大姐夫池长宏给他办了个假通行证,将侯振信送上了前往父亲所在的穆棱县的火车。
    坐在火车上,侯振信的心情很激动。这是第二次见父亲了。与第一次在烟台的见面不同,此时的他经历过文革的大起大落,不再是一名稚嫩的学生,已经有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母亲也老了,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他想起母亲这一生可怜的遭遇,忍不住落下泪来。
    火车乘警注意到了侯振信的反常情绪。当时边境的形势还不太稳定,乘警立即警觉起来,怀疑他有叛国倾向,当即把侯振信带下火车,交由火车站的民警,民警把他扣押起来进行了一番审问。当民警了解到侯振信的父亲曾是牡丹江陶瓷厂党委书记,便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对侯振信来到东北很意外,但人已至,也不能不见,只有让侯振信上家里来了,并告诉侯振信,会让三儿侯建国去接他。
    民警毕恭毕敬地把侯振信送了出去。开往穆棱县的火车一天只有一趟,此时已经过了开车的钟点,要乘火车去穆棱,只有等明天了。心焦的侯振信等不及,便背了东西,沿着铁轨徒步往前走去。铁路上积雪很厚,侯振信深一脚浅一脚的向前走着。
    走到半路,迎面走来一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小伙子,看见侯振信,问道:“你是不是侯振信?”
    “是。你是哪位?”
    “我是老三。”
    侯振信还来不及问候同父异母的老三,老三劈头又问道:“我爸我妈都把你养大了,你还来这干什么?”
    侯振信听得心里一震。他心想:我长这么大,父亲并没有给过我太多的关怀,我打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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