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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