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眩耀的受剥削吃大苦的光荣历史,至少腿上没有张大眼那被地主的狗咬过留下的疤,有几处疤也是孩提时代淘气留下的纪念。不过偶然吃点苦,对他来说倒也不会感到委曲和难以忍受。那是在六十年代初,为了渡荒,学校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三门峡库区分得1200亩地,用来办农场,每年大学生都要轮流去农场劳动一两个月。那时候住的是什么?有一年夏收,杜至砺睡的是马厩,马厩好像只有门窗洞没有门窗扇,褥子直接铺在刚刚垫平的土地上。阴天泛潮可以看到蝎子在墙脚出没;遇到晴天刮风,黄河滩吹来的细沙打在裸露的皮肤上,象小刀刮过一样。从褥子上站起来,蓝土布的褥子上铺满一层厚厚的黄沙,只有在人睡过的地方空出一个人的轮廓。至砺睡起觉,站在褥边,望着地下一个蓝蓝的人形,卧在黄沙之中。只有人形,没有厚度,一动不动——我已经站起来了,那仍旧躺在地下的,似人非人,是不是我的灵魂出了窍,躯壳还留在地下?
    杜至砺一生感谢党,为自己的青年时代提供了锻炼和吃苦的机会。每当出现生活中的诸多不便或工作中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在他看来,都是命运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考验,也充满了拓荒者的乐趣。
    下海前几年,杜至砺周明德三口人已住进两居室带方厅的新住宅,独门独户,煤气、暖气、上水下水、电灯  电话,很是方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到了海南却又住进这么原始的农舍,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他还都能随遇而安,心安理得。圣人弟子还“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嘛,我这又算得上啥?
生活上安顿下来之后,急需处理的问题是和第一设计院的关系,出来时请的是事假,过了那么长时间,总得有个交待和了断。于是他给设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是党和人民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份子,知识和技术是属于人民的。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我多年的愿望。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在设计院整整工作了二十五年——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呀!按照六十岁退休的惯例,剩给我的时间只有十二年了,我不情愿把剩余的能量和精力消磨在无谓的、伤脑筋的‘布朗运动’式的内耗上。‘四化’建设在召唤,改革大潮在冲击,一种凭勇气,凭智慧,凭才干,平等竞争的机会出现了!我选择了海南,我要用探索、用胆识、用汗水,用满头白发的代价,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切希望能够得到各位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信寄到设计院,引起强烈的反响。
    首先在党委会上引发了一场蓄之已久的争论。副局级调研员,原党委书记吴逸安严肃指出:
   “近年来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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