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后，侯振信多次给柳大叔交房租，都被他退了回来。为了表示对柳大叔的感激，过年时，侯振信专门到街上买了个大猪头，送给柳大叔。
除了照顾母亲，侯振信每天的工作仿佛是一成不变的，白天他在明亮的教室里讲课，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教书育人的工作虽然平凡，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侯振信的日子表面上过得风平浪静，可是内心深处的政治抱负一直没有忘。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侯振信亲身参与过文化大革命，他对文革的这几年有着深刻的感悟，这些感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决定一定要做些什么。
1975年，侯振信思考了很久，用了几个夜晚，满腔热情地给中央写了封信，信里对文革的这十年做了总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妻子看到他写的这封长信，非常担忧。她对侯振信说：“你这封信是要写给谁？”
“写给毛主席。”
妻子张世敏一听大吃一惊：“你是不是疯了啊。你一个小小的乡村老师，竟要给毛主席写信！你也不想想，你这信主席他老人家能看见吗？就算看见了，要是主席觉得你写的不对，生气了，那你怎么办，我们全家又怎么办？”
“主席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封建王朝的暴君。文革进行了这么多年，主席心里现在已经明镜一样的了。我这封信当然不可能直接寄给主席，寄给他，他也收不到。我是寄给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请他代为转交。”
“你非得寄这封信？”
“一定要寄。”
“好吧，你既然已经铁了心了，我也拦不住你。要是天真的塌下来，大不了我和你一块我儿顶着。”
“谢谢你的理解！”侯振信闻言感动地握住了妻子的手。信寄出去后，几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回音。渐渐地，侯振信也淡忘了此事。他努力上好课，生活平静如水。
然而，这个时候，新一轮的批斗会又开始了。76年清明节，北京又出事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次矛头直指邓小平。1976年7月，学校放了假，集中学习，主要任务就是批斗1976年四五清明节的游行示威，批邓小平的错误思想。参加批斗会的老师们被规定五点起床，十一点睡觉。大家对这种形式主义的批斗会都非常不满。放着好好的教学工作不干，在这里一天到晚磨牙斗嘴，实在是无聊透顶。
尽管大家怨声载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除了侯振信。
侯振信公开表示，文革斗了十年，如今的“批邓”是搞形式主义，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午极公社宋文教听到侯振信竟敢公开发表这样的“反动”言论，非常生气。他指责侯振信：“侯振信，你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我看总有一天你连毛主席也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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