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历经苦难而又痴心不改的忠诚是最为可贵的了。
父亲在黄埔军校时便以不循常规、胆识过人而出名,在抗日前线又以英勇顽强不怕死而著称。二十八岁便是上校团长,屡立战功,深得是上级器重。国民政府在重庆建都时,蒋介石要物色一位警卫营长,王耀武便推荐了我父亲,后为加强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蒋介石又把他推荐给张灵甫。对这样的将才,“党国”当然不会忘记,国民党在逃往台湾时给我父母都发了飞机票,但我父亲却毅然决定留在大陆。孟良崮大战被俘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后,我父亲思想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父亲坚信只有共产党的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使民族兴旺,从而百折不悔地走上这另一种人生的道路。
  从我记事始,父亲便一直以“座上客”和“阶下囚”两种身份交替出现。只要一搞运动,父亲便保准是“运动员”——“三反”、“五反”时被打成“老虎”、反右时挨批判、文革时更是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而不搞运动时,父亲又总是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胸前挂满了勋章,家中放满了奖状。但不论是何时何地。何种状态父亲都不会悲观丧气,更不会怨天尤人。相反他总是以种种方式教育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自尊、自强,努力学习本领,将来为国家效力。
  我自文革以后曾一度非常消沉,回头再看看他自小对我们的教育,便想不通。认为他不是“阿Q”、“愚忠”,至少也是一种“保护色”。可当一九八七年他被巨大的病痛折腾得奄奄一息,生命临终之际,当我问了一个心中早已悬念的问题:“一生是否为所做的一切后悔过”,当父亲连一秒钟都没有停顿,坚定、清晰地回答我:“不!我一生从来都不为我所做过的任何事后悔”时,我心里刹时掀起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直到那一刹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父亲:一个忠坚定地忠于信念、一生无怨无悔的人。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从不讲一句假话,从不做一件违心的事,无论对何人何事都极其认真,为此他一生中吃尽了苦头。
  文革中,造反派要父亲认罪,如父亲认为真错了会诚心诚意检查而不惜通宵达旦。但如果他认为不符合事实决不承认,更不会加害他人,为此往往招来批斗升级。
每次“牛鬼蛇神”游斗,父亲总是走在最前面,颈上挂着大牌,手上敲着锣,挺着的还是那副军人的脊梁。
我从没有勇气去目睹这一幕。只是听人讲,所有人中间,我父亲敲得最响,声音最大“我是历史反革命——邢炳威”。
  只是那双眼微微闭着,不知是不忍看这人间的悲剧,还是难忍这强加于他的羞辱,这种情景,反而更加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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