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唤,小人在笑,好一派农家乐,只有阿婆家,门前是冷的,灶前是冷的,连周围的空气也是冷冷的。
  “来了!来了!”有人叫,我抬头看,只见远远的田埂上,走来一头瘦老的牛,牛背后,一个枯黑的老人扛着犁。
  那老人来到我们跟前,丢了犁耙,就颤巍巍、抖索索一把扯住了我父亲的袖头,我还不敢相信,这干焦枯木似的老人便是我的阿婆。
  在这世上,荷犁牵牛者应该是年轻人、是男人。不是男人便也罢了,偏又是老者,是老者便也罢了,偏又是老妪。
  本来一张犁压在一个老人肩上,这世界已经颠倒了,可这张犁竟然还要压在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婆身上……
  黄昏下,夕阳中,一个年迈体衰的老人,扛着犁牵着牛,孑然一人,蹒跚走来,稀疏的白发在晚风中无助地飘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霎时,一种巨大的悲凉压住了我。
  我仔细打量阿婆,岁月已完全熬干了她的血肉,只剩下一副皮囊,一副干枯萎缩的皮囊。她的面容,比罗立中的《父亲》更典型,岁月在那上边犁出了道道沟回,那双手,那双死死拽住我父亲,生怕他眨眼便消失了的手是什么样的手呵——皮肤黝黑粗糙,关节粗大变形,十个指头并不拢,伸不直,痉挛地屈伸着,像风干的鹰爪;那双脚,那还沾着泥土的光脚,由于成年累月赤裸而用力,早已变得奇形怪状——脚背隆起,脚指头个个朝下,十个趾头七歪八斜向外撒开,痛苦地扭曲着,爬在地上,死死抠着地,像一把铁耙——血肉铸就的铁耙,根根铁齿顽强地要钉到地下去。
  我只看一眼,不由一阵触目惊心地战栗,虽不敢再看,但那景象已深深烙在我心里。
  那一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阿婆和我父亲摆得很晚。
  这儿用个“摆”字有点轻飘。那是渲泄!是呐喊!是控诉!是一棵从来未开过花、结过果的枯木对菲薄她的大地的控诉,是一个女人对上天将她投生为女人,却又残酷地剥夺她做女人的一切权利和乐趣的愤怒遣责和声讨。
  她眼里喷着火,嗓子冒着烟,她动作急促,说话极快,像被抽打、被灼烧一样跳起又坐下,坐下又跳起。在油灯下,她的影子像冤鬼在四壁跳舞,我感到身上发冷,紧紧地偎着父亲,不用翻译,我便明白她说什么。
  她说我阿公走了不几年,就进了黄埔军校,尔后又到了抗日最前线。日本鬼子打到海南岛,不知怎么探听到这一点,首当其冲便将她的公婆(阿公的父母)作为抗属捆在屋外的大树上,先是毒打,后是开膛,人未断气便又放火烧。她外出,侥幸躲过,她收敛了公婆的遗体,悲痛欲绝,从此便一个人过了几十年。
她说,这个家被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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