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语》第四辑《也说上海人》

了单位，可那年月哪儿都躲不开上海人。但庆幸的是这个上海男医生不仅不刁钻古怪，反而极为典型地让我领教了上海人的另一面，迂腐、古板，谨小慎微。
　　那时全国物质匮乏，惟独上海例外，于是我们便老是托那医生从上海带东西。
　　一次他探亲回来带了些诸如奶糖、丝带、钮扣之类的东西，和我结帐时差了我一分钱，我满不在乎说算了。可万没料到凌晨四时左右我被他轻轻但又顽强地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他手拿一颗普通不过的黑纽扣站在门口要给我。他说：“我实在找不到一分零钱还你，这扣子正好值一分钱，用它代替好不好？”
　　我还没睡醒，懵头懵脑在那儿转不过弯来。他便急了，以为我不想念他：“真的是一分钱一颗，我还有发票。”
　　我气极了，心想这人是不是有病，于是气恼地说：“还要不要人睡觉了，就这么点小事，明天不行吗？”
　　他满脸歉意但却固执地要我收下纽扣，他这样说：“不搞清爽，我就睡不着呵。”
　　我这才明白，他为这一分钱已经苦脑大半夜没合眼，要是不想清楚，他就要眼睁睁熬到大天光了。
我把这事讲给我女友听，她给我讲她到上海陪她亲戚为了买一段便宜布头跑断腿的事。她的结论是上海人可以为找一分钱踩死一坪草。从此，我算彻底服了上海人！
　　余秋雨说上海人因无从发泄，高智商便成了他们的累赘，于是他们转到芝麻小事上去津津乐道，斤斤计较，也算种消遣。说得好，但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克克都要计较，最典型的要算全国绝无仅有而上海特产的半两粮票了。
　　为此我还闹了出洋相。
　　多年前我去上海出差，中午便进了家馄饨店。因四川抄手是二两一碗，便不假思索买了四两，想当然以为是两碗。
　　之后店里所有的人都怪怪地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开始我还以为我衣着上出了什么问题，待到八碗馄饨连珠炮一般发射到我桌上时，我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原来这儿抄手竟是半两粮一碗。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这外乡人的笑话，我不知所措，胡乱吞了两碗便赶紧逃了出来。
　　这种上海人典型的“半两粮”心态和作法，如果用到高科技和管理上，体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肯定是可取的，但如果做人也这样点滴计较，可就令人大倒胃口了。但不幸的是不少上海人就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这一点可以从一出电视剧中得到充分证实。
　　据说电视剧《孽债》在上海放映好评如潮，收视率最高，但在其他地方却并不是这样，特别在海口，许多人都看不下去。《孽债》围绕几个上海家庭如何面对上海知青遗落在云南的亲生子女展开了上海典型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