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悲壮绝伦又惨绝人寰的战争序幕。
    后来许多军事家、政治家都认为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是以失败告终的。虽然中缅战争大振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极大地鼓舞了东南亚人民的抗日信心,但是由于中、美、英三方在缅作战的动机不一样,作战布署难以协调,因而中方在缅甸战场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代价之一便是中国卓越的儒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评价极高的200师师长戴安澜的惨烈牺牲。
    戴将军的确是牺牲得非常悲壮的。当时他领导200师边抵抗日军的阻击,边往中国撤退,他在一次战役中不幸身负重伤。在缅甸的原始大森林中,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伤口不断恶化,只有擦红药水;没有一点补给,饿了只有吃芭焦心,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了七八天。昏迷中一醒过来,他就研究地图,指引撤退的方向。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命人将他扶坐起来,整好军服,扣好领结,面朝北方,向祖国方向深情地看了最后一眼……
说到这儿戴教授再也说不下去了,我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而晃动起来。
    戴教授回到上海后,给我寄来了纪念他父亲诞辰九十周年的一本书《壮烈辉煌》。这本书记载了戴将军的一生业绩以及的的思想著作。我这才知道,戴将军始终战斗在抗日最前线,他不仅在中缅战争中为国献身,而且在长城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山等著名大战役中都曾立下过赫赫战功。
    我和戴教授的友谊当然不会只停留在父辈的基础上,我们不只旨在继承,更意在发展,意在去共创另一种辉煌。
    为此,我们慎重地将我们修建的云南最大的民族饭店的设计任务委托给了戴教授,我们坚信,这是我们这一次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因为戴教授是这个设计天造地设的最佳人选。
    还不光在于戴教授有多么高的建筑专业造诣,不在于他的人格、修养有多么完美,这一点在全国学术界是有口皆碑,而还在于他对中国这块边陲土地的谁也无法胜出的情感。戴教授的父亲活着是人杰,是从这个通道率部出征,戴教授的父亲逝去是杰雄,又是从这个通道被部下抬着归来的,这个通道就是云南。如今命运让我们相识,偏偏让我们在云南相识,偏偏又让我们有了一次合作的机会,偏偏这个机会又是那样的辉宏伟大。一座几万平方米的大厦倾尽了对历史的缅怀、追忆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憧憬,饱含了对父辈崇高的敬意,铭心刻骨的怀念,还溶汇后辈之间这种特殊的情缘,难道谁还能说这座大厦不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不仅如此,我们董事会还决定在修建这座饭店的同时,在昆明塑立民族英雄戴安澜的铜像,我们期盼这两座丰碑同时塑起来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同时更希望戴将军那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丰碑,黄埔后人那种友谊长存的佳话被人们记取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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