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大桥》（五）

你呀，还真有点名气，一到交通局我就知道你了。”
   “谁对你说了什么？”我诧异地问，并回想，在来桥工队之前我只到交通局转了个手续，谁会认识我？
    她说“你猜猜？”
    我猜不着，她神秘地笑笑：“想想，你去交通局报到的时候，谁最关心你？”
    我想想，实在想不出，她不信，用手一点我：“你是真不清楚还是装憨？就是局里二把手晏从兵呀！”
   “是他！”我立即就想起那对阴森、沉郁的眼睛，不由打了个寒战。
    晏从兵原是交通局的技术员，是文化大革命中刚提起来的接班人。我虽不认识他，但在确定我分到桥工队之后，便一直听人谈论他，我到交通局报到找的也是他。当人们把我介绍给他后，我就感到这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罩着我，他的目光使我本能地恐惧和害怕。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从来就对当官的敬而远之；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从来就不喜欢政治，加上还听过一些晏从兵的流言，使我不敢正视他。只是当我拿到报到令，准备爬上装满货物去凉风桠的卡车时，我们有这样一场对话：
   “你打算跟这车去吗？”
   “是的。”
   “可驾驶台里已经坐满了。”
   “驾驶员同意我坐上边。”
   “那会受不了的，过两天吧，我另外给你派个车。”
   “不了，不是说有病人等着嘛。”
    我坐在卡车上，走了好远还看见他那双忧郁、恼怒的眼睛。
    经过就是这样，可为什么郝妙要说这种话？而且话中还有一丝怪怪的味道。
    ……
    不久以后，我就感到了我和郝妙之间的距离。
    一次，主干塌方，客车改道从我们这儿通过，因凉风桠桥是“危桥”，所以乘客必须下车步行过桥。恰巧乘客里有她的熟人，也有我的熟人，当时我们正在桥头劳动，我的熟人见我尘土满面，惊讶地问：“你犯了什么错误，怎么会整到这儿来？”我坦荡地回答：“我是分配到这儿来的。”
    当郝妙的熟人问她：“你怎么在这儿工作？”
    郝妙却答：“不！我在交通系统。”
   “那你……这是？”问的人纳闷。
   “干部参加劳动。”她就这样体面地应付过去了。
    还有春节之后，我们都探亲从家里回来，我带了一大包花生、瓜子、糖果之类的零食，谁来我屋里，我就抓给谁，范队长他们来在后面，就什么也没有了。
    郝妙也带了一大提包东西，除了花花绿绿的衣服，才时兴的有机玻璃扣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糖果。她摆了一盘带酸味的糖在桌子上，谁来了就热情万分地叫：“吃糖，吃糖。”眼睛却死死盯着人家抓糖的手，小孩子来了，她更是恶狠狠地，所以那一盘糖摆了几天还有半盘。可有一天我到范队家去，却看见一大包当时罕见的“大白兔”奶糖，说是郝妙送来的。于是我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