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