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地久天长
邢增仪
上星期天突如其来接到一个令人料想不到的电话。那是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打来年。尽管语音已陌生，尽管捕捉那语音就像在记忆汪洋深处打捞一条鱼那么困难，但一俟知道她俩是谁，维系着我们情感的那根红丝线，人的天性中最美的那一面立即像阳光下的宝石一样熠熠闪烁起光芒来。
别离已经二十多年了，相信许多事都被时间淹没，但有些细小的事，一些看似毫不起眼但却最能映证一个人本质的小事，却如斧劈刀凿般留在脑海里。
其中一位同学她姓夏，大概她父亲是从河南来的，所以她名字叫“原”，原个子瘦小，貌不惊人，但想不到在她那弱细的身躯里却蕴藏着非凡的胆识和勇气。认识到这一点是几十年前我们刚读卫校一年级上“诊断”课的时候。
那时我们都正是十七八岁。十七八岁的少女真正是玫瑰初绽，是窈窕淑女，情窦初开，也是女人的胴体孕育得最美妙的时候。那么是否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女孩子特别敏感、在有时自己不经意地触摸自己都会脸红心跳的妙龄；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样一个思想不开化的年代；在中国西南边陲那样一个特别封闭的地方；在许多女孩子都恨不得把自己像修女一样包裹起来，任何异性的异样的目光都会令人心惊胆颤的特定环境里，当我们的老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先是请求、希望，然后是命令我们其中一位自愿躺到讲台前的示范桌上，敞开胸堂裸露上身，做为活体模特让老师给我们示范西医的望、叩、听诊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教室里噤若寒蝉，每个人都吓坏了。尽管我们班清一色女孩子，但毕竟有四十多双眼睛，更何况我们的老师刚从医学院毕业，他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令人充满了遐想。
空气都凝固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老师的目光愈来愈严历，催促愈来愈急迫。他说这是科学，如果我们突不破这种心理障碍就不能当好一个医生，就不如干脆退学。这无疑是在赶我们上屠宰场，每个同学都觉得即使被开除、被打杀也比这种活脱脱剥光了好受。
我更是手脚冰凉，一阵阵头晕目旋，因为我是班长，因为我已经听见老师在清清楚楚说：“如果班干部不带头，我就要点名了……”
我咬住嘴唇做了最坏准备，准备顽抗到底，哪怕被处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一个瘦小的人站了出来，她声音不高但却异常坚定，她说：“我来！”
她就是原，她救了我们全班，她救了我。当她涨红着脸却步伐稳健上了示范台，当她闭了双眼却毫不迟疑地解开了所有衣扣时，我对她满心充溢的已不光是感谢，而是由衷的敬意，深深的敬意了。
另一位同学名月。同窗
